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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拐卖儿童题材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之子孙卓终于被寻到且认亲成功的新闻再次登上了热搜话题。看着直播中一家三口十四年后再次团圆拥抱在一起痛哭流涕的画面，广大网友也不禁为之动容。可也有不少网友在评论区留言呼吁：“买卖应当同罪！”“收养被拐儿童的养父母也应受到法律的惩罚！”网友的呼声，也引起了刚刚为人母的于洋律师的深思。
其实，在孙海洋寻子成功事件之前，刘德华饰演的《失孤》中原型父亲郭刚堂，也在几个月前成功与“失孤”儿童郭振相认，当时引起争议最多的讨论就是：即便郭振与亲生父亲重逢，却很难接受自己现有的状况，导致郭振并不愿意重返亲生父母的怀抱，仍旧选择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而郭振的选择也让很多人表示不愿意理解，甚至将矛头直指法律现状中并未将买卖定为同罪的规定，且建议收买拐卖儿童罪的量刑应当再大幅度提升。
然而，单纯增加起刑点亦或将收买拐卖儿童罪的量刑与拐卖儿童罪的相一致，是否真的能彻底解决被拐儿童事件发生，法律界还存在很大争议，现笔者将一些学者观点总结如下进行分析。
一、如若将拐卖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量刑相一致，则可能与《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又对《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进行了修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由上述法律规定可见，收买拐卖儿童已经在《刑法》中单独列入一项罪名，收买孩子的行为当然可以认定是为犯罪。但我国法律对拐卖儿童罪的量刑层面上相比于收买拐卖儿童罪来说要重很多。即便2015年11月《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中“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以减轻处罚”，但二者相比较，量刑上仍存在较大差异。而这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拐卖儿童罪无论是在主观恶性上还是社会危险性上，都比收买拐卖儿童罪更为严重，拐卖儿童者将儿童视为交易的商品，为达到拐卖目的对其实施暴力手段，并进行迫害，还可能同时衍生为其他暴力犯罪。而收买拐卖儿童者对儿童最终往往是以温和行为对待收尾，收买目的也大多是将其视为家庭一员，再次伤害儿童人身危险性可能几率并不大（当然但这不能够认定其无罪或被谅解的理由）。法律之所以将不同犯罪的量刑按照轻重进行区分认定，目的亦是为了罪刑相当，罚当其罪。刑罚的性质和强度一定要与犯罪性质与严重程度相当，否则很可能会因为罪刑不适应，导致更多法律层面、社会层面问题发生。
二、如果寄希望于法律提高量刑来解决社会问题，不仅盲目，而且很可能衍生更多社会问题。
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其作用力其实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威慑力来幻想彻底制止一个犯罪行为的发生。从很多案例可以看出，收买拐卖儿童者往往存在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还有一部分是夫妻双方本身无法生育问题。而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光靠法律层面进行改革，改变现状也仅仅在于惩戒作用上，却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譬如故意杀人罪我国并未废止最高刑罚为死刑，然而每年故意杀人的案件还会时有发生。而根据统计，我国累犯的犯罪占比率也是很高的，犯罪行为光依靠刑罚去企图减免，是行不太通的。
盲目提高刑罚，对于涉案儿童也往往还会进行第二次的心理迫害。例如本案中孙海洋之子，无法迅速接受自己为被拐儿童的身份，对于养父母十四年的养育也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让他快速抽离已经习惯生活的家庭，而将养父母亲手送进法庭接受审判，甚至判定与拐卖儿童罪同等的刑罚（拐卖儿童罪最高刑罚可为死刑），那么很可能对其在心理上也是严重的打击。司法实践中，关于类似案例，收买拐卖儿童者亦是最终判处缓刑居多。由此可以看出，单纯的从正义与邪恶角度来评判涉案儿童自身选择的问题是极为不客观的，孩子面临两难的抉择，今后承受怎样的压力，才是司法实践中具体推进下一步的难题。
最后笔者呼吁，对于涉案的所有儿童，我们都应该予以最客观理智的理解与包容，舆论往往有着致命的压力，而对于本身遭受过迫害的他们，我们异样的眼光和言论无非是对其进行的第二次伤害。感谢《亲爱的》与《失孤》中那些原型父母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努力，对孩子的牵挂也在无形之中照亮了他们回来的路。在快速发展的法治社会中，法律上做到逐步完善当然无可厚非，但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应依靠于社会其他方面，甚至是我们自身的进步与努力。愿天下所有迷途的孩子不再迷茫，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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